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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一些僧人和学者提出了"中国佛教"这一命题,试图证明:在印度佛教之外,还有一个"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不仅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教义,还创造了许多"中国特色"。而且在印度佛教消失后,依然传承至今,是中国文化一个重要内容。该文作者认为":中国佛教"这个命题不能成立。文章分析了禅宗与禅教的根本区别在于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即道、法两个层次不同。禅教是依中国传统天道观而提出我佛观的,是传统于中国一千多年的思想体系。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等一组批判文章,为即将实施的恢复高考制度扫清了思想障碍。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成为解放思想、否定"文革"和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其巨大的积极意义应该充分肯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组批判稿在史料运用和行文上极不严谨。该文在已有的质疑、批评的基础上,从史料的层面做进一步的澄清和反思。
<正>毋庸讳言,随着现代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渐深入与演化,人们确实陷入了精神的困境与危机。持续的争论是多方位的,但较典型的确实还是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论争,尤为典型的是查尔斯·泰勒发出的深沉的"现代性的隐忧"(国内翻译有另一版本题为《本真性伦理》),对文化多元主义所鼓吹的相对主义的"怎样都行",指斥为"口齿不清的争吵",对个体选择的正当性的不能怀疑提出了根本质疑。从而,给道德判断的视野提供了某些准尺。实际上,在
<正>确实如此,特别是当下,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重交织。在前现代时期传统学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或者叫儒学发展的内在性,这确实需要同情之了解。但显然也应认识到,无论是朱熹的"道问学"还是陆九渊的"尊德性",其实强调的都是"君子之道""君子之德"(更关键的还是忠恕之道)。尽管在人性的复杂性上他们比古儒仅强调善恶二分法有着重要推进,而是人性本来就有着善恶两面性,诸如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强调的是精神超越性,后者则是指无法超越的或不易改变之
<正>诚然,自从"吃饭哲学"重新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如何重建一个能够让人们安居乐业,并且能够确切安身立命的社会,至今仍然是个问题。但我想说的是,就是上述那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之后,人们自身还是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解决上述那些问题其实还是唯物主义的生活世界问题,而涉及个人的特别是那些需要个体担当的问题,比如生老病死以及灾难、苦难的降临等等,光是唯物世界的确立,对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世界来说
<正>我觉得,关于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以及彼此的关系讨论很好。宗教和哲学确实都涉及价值的渊源,而哲学的使命可能更强大一些。当然,在理性主义受到广泛的质疑后,价值中立以及价值的确定性变得很困难。因此,很多时候,可能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发展事实。落实到我们自己头上,吴、林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关系探讨确实不错,尤其是对"生存时间"的关注并上升到形而上的直观,似乎还需要深入。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保罗·威利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带有明显的伯明翰学派特征,其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英国"文化与社会传统"、伯明翰学派理论以及霍尔和霍加特的理论基础上不断进步。威利斯以工人阶级青年为主体,以文化商品为客体,研究社会再生产理论,发展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西汉以布衣将相创基立国,其文化底蕴的先天不足,反而为治国思想提供了更宽广的选择空间。儒、道、法等诸家学说均于秦末烽火之余,重新进入生发壮大的发展轨道。无论被确立为统治思想的"黄老"之学,还是儒、法诸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均对当时的边疆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边疆思想的发展走向。汉初学术思想与边疆思想的互动始于陆贾,此后贾谊、晁错等人承陆贾遗志,继续推动着边疆思潮从"无为"向"有为"的演进与嬗变,从而为汉武帝时期的"大有为"边疆经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杜甫是有"诗是家事"家学传统的唐代伟大诗人,一生创作两千多首格律诗。同时,"奉儒守官"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整顿社会奢靡乱象,体恤民生,追求仕途的光明前途。但结果事与愿违。该文试从杜甫的律诗中品味其充满艰辛挫折的一生经历,探索其仕途悲剧产生原因,以期对后来者有所启迪。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最先使用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和开展中国民族历史研究的人。从1906年到1922年,梁启超逐步转为深入研究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历史,渐渐摒弃了汉族中心主义色彩浓厚的思想,进而提出了"和多族为一族"的中华民族思想,并对孙中山及后来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贡献巨大,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最早的写作范式。
在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叶圣陶的小说《脆弱的心》和郁达夫的小说《采石矶》都以胡适为原型,塑造了文学作品中的胡适形象。叶圣陶的小说通过对胡适教育家形象的塑造,对知识分子的启蒙表示了怀疑,不过,真实的历史演变则证明了知识分子启蒙的必要性。与叶圣陶小说中相对正面的胡适形象不同,郁达夫《采石矶》中的胡适形象多是负面的,这源于郁达夫与胡适的一场论争。两人在论争之后,很快化干戈为玉帛,因此,郁达夫《采石矶》中塑造的胡适形象,并不代表郁达夫心目中真正的胡适形象。不过,与郁达夫同为创造社成员的郭沫若,随着时势的演变,与胡适渐行渐远,因此,郁达夫小说《采石矶》中的胡适形象,某种程度上恰恰代表了1930年代之后郭沫若心中的胡适形象。
1988年编选的《七家诗选》,主要是由冯至、艾青、卞之琳、林林和赵朴初等几位诗坛泰斗创意的,收录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艾青、蔡其矫、流沙河、邵燕祥、陈明远、傅天琳、舒婷的诗歌代表作,他们几位是改革开放以后率先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诗人。这七人的名单由当时中西方近百位文化记者与学者研究审定。到2017年"中国新诗百年纪念"时,又修正印行了《七家诗选·增订本》,重新收录七位诗人的代表作共213首,其中增补了诸诗人20世纪到21世纪初的新作50多首,以及文学评论家蓝棣之的原序和汪剑钊的新序,从中可窥见近80年来中国新诗的横向断代年轮和纵向进化轨迹,是为纪念中国百年新诗的一大力作。
在阿伦特看来,政治的原则区别于个人性的道德原则,政治不应该以个人性的道德原则为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与善是相互脱离的。阿伦特认为,政治与公共善是相互联系着的。通过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视角,阿伦特思想中的政治与善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呈现:政治内在地要求这样的善——在政治活动中,每一个"我"在承认自己与他人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同时,必须对他人与对公共世界负责。这同时是在对正义负责。
该文比较莫言、阎连科、黄国荣长篇小说的特色,认为阎连科是用象征手法把"现实"改造为"神实"的。莫言作品里的象征和阎连科的不一样,后者虚化、幻化了"现实",前者只是强化、贯通现实。黄国荣是实实在在写"现实",以细节、人物取胜。他们的作品各有千秋。
<正>1978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时,罗荣渠老师尚属"中年教师"之列,主讲拉丁美洲史。那时专业划分得很清楚,我是中国史专业的学生,几乎没机会选修他的课。但他发表的一些论文,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我拜读过。在差不多每隔二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轮的中国先祖是美洲大陆发现者的热议中,他分别在1962年、1983年以严密细致的论证,指出中国先祖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和能力,学术界因此便冷静了一些。出于对国家面临的重大
<正>我最早知道先生的名字,是在湖南师范大学读本科期间。大约在1981年,我在长沙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先生著的《今日美国教育》,立即就被书中深邃的思想和精当的评述所吸引。1984年,我报考了河北大学比较教育硕士研究生班。为什么舍近求远报考北方的大学?一是研究生班招生名额多,录取机率大;二是导师一栏写着先生的大名,而先生的著作是我当时认真读过的少数几本教育学著作之一。
<正>中国文学史上所讲的乐府,含义十分广泛。有时作为音乐文学的通称,所以唐宋时曲子词,元代的杂剧、散曲都叫乐府,如苏轼的词集叫作《东坡居士乐府》,马致远的曲子集叫《东篱乐府》,甚至近代杨镇华翻译兰姆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都译作《莎氏乐府本事》。有时又把乐府当成是流行歌曲的代称,如清初诗人王渔洋就曾说过,七绝即唐人乐府。那意思是,七言绝句就是唐朝人的流行歌曲。
该文涉及眼下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性科学诸多伦理问题。该文一开始先论述人工智能的定义、分类、发展现状和前景,接着讨论与人工智能伦理和安全有关的四个论题。然后,依次分析了人工智能三个最活跃的领域——机器人、无人驾驶、赛博格——中的伦理争持,表明了作者的观点。最后就"人工智能能否超越人"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智能社会的综合应对策略。
现有的研究证明,社区意识是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基础,是促进社区参与和社区发展的"催化剂"。但是,社区意识不都是天然具备的,尤其是在现代更加开放、多元的城市社区,社区意识的形成,需要社区居民克服脆弱性和完美性、多样性和相似性、组织结构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矛盾冲突,才可能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真正萌发。同时,这种人为建构的社区意识,还必须考虑其存在的宏观社会环境和价值归旨。只有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区意识才是健康的社区意识,才能真正体现其服务个人、社区以及整个社会的积极意义。
近代中国的法学教育历史自其开端之日起,便多少带有速成教育的色彩。这种略显急功近利的心态,在日本法政大学专门为清国留学生举办的法政速成科,和作为新政改革措施之一的仕学速成科,皆有十足的表现。该文从法政速成教育的设立动因,法政速成教育的教学内容、知识体系,法政速成教育的历史结果、社会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法学教育与国运兴亡的因果关系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伦理在客观上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相对,天主教与教会法一般被认为是反对商人、盈利与商业活动。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正是在教会统治和教会法最为鼎盛的中世纪,产生了西欧最早的商业革命与近代商人法的兴起?该文追溯了近代商人法在11、12世纪诞生时的社会和制度背景,虽然早期教会法对高利贷和商业垄断采取敌视和打压的态度,但是随着十字军东征与罗马法的复兴,由罗马法、教会法结合形成的欧洲共同法同时也为商人法的发展奠定了商事主体、财产、契约等制度基础。推动商业和商人法发展的动力在于法律的工具理性化,吸收了罗马法成果的教会法恰恰满足了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化的要求。
当民间借贷纳入刑事法律规制的视野中就会涉及到刑民交叉问题,其大量存在于司法实务中却没有明确的法律指引。长期以来,"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被认为是解决此类案件的指导思想,尽管其已经拥有了丰富的审判经验,但更多的显现出处理大宗案件的不方便与不经济。该文将通过对"先民后刑""刑民并行"两种方式进行理论上的正当性论证及司法审判中的实践经验来探索民间借贷刑民交叉案件的诉讼模式。构建以"刑民并行"为原则、以"先刑后民"为例外的诉讼处理模式,以平衡打击犯罪与维护被害人利益间的冲突,从而使该类案件能够得到有效处理。
休闲,是人之为人所需要的自由自在的生命体验,休闲让人生更有价值,审美是休闲所追求的最高心灵境界。与消费社会、世俗社会所理解的"休闲"不同,当代佛教的"生活禅"休闲理念讲求的是休闲即生活,将休闲与日常打成一片;是在琐碎事务中依然保持心安闲、心从容、心清净。生活禅休闲的审美体验就在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是对传统观听美学主客二分的超越,是身心一如的生命禅悦之美。
<正>据说,"空间转向"是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人文社科界最大的思想事件,"空间性"这一足以与智识领域源远流长的"历史性"相提并列的主体思考模式,一经被人们发现,就很快突破了众多学科原有的思维范式和研究对象,催生并繁衍了一个庞大的知识谱系,延续至今且方兴未艾。一个具有传播地理学意味的结果是,当"空间转向"这一文化社会思想如潮水般冲破时空的隔阂来到中国时,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正在开启,尽管之前国内已有零零
<正>长期以来,加拿大文学一直处于文坛中的边缘地带,这和该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优势地位极不相符。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加拿大文学一改之前的颓势,呈现出了迅速崛起的良性态势。一大批优秀的加拿大女性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她们通过文学作品向人们展示加拿大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包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艾丽莎·范·赫
